我在大学期间学数学，也许是和阿拉伯数字有缘，1971年底我刚刚结束部队锻炼就被分配到省直机关从事统计工作，弹指一挥间，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竟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统计岗位。三十多年艰辛，三十多年追求，无怨无悔，其中的酸甜苦辣，越嚼味更浓，越嚼情更深。
记得刚走上统计岗位时，各级统计机构尚未恢复，县级只有一位“总统”，有的还要兼物价，省级统计工作也只有十几个人负责，没有机构，一人分管一个专业，但分工不分家，相互协作，哪个专业忙，大家一起来加班。制表格、接电话、填数字、打算盘，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晚上办公室常常是灯火辉煌，几乎没有休息过完整的星期天。枯燥的数字，落后的手段，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虽然辛辛苦苦，但工作认认真真，生怕出了差错挨批评，全身心地扑在报表数字的加加减减里。有一回我计算全省农业总产值，几百个大小项目，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手摇式计算机摇了一天一晚，好不容易计算出了结果，不料，一亿多元产值数对不上，经过反复核实后得知是在计算某项产值时少登录一位数。问题查出后，虽如释负重，但教训极其深刻，由于一时的粗心，竟做了大半天的重复劳动。从此，我对数字的审核、计算、过录等便多了一些警觉。尽管如此，在我的日常统计工作中，也不时出现差错，挨过不少批评，但吃一堑长一智，一次次教训，一次次实践，锤炼了我的耐心、细心，培养了我对数字的敏感，尤其是对全省农业统计主要数据，逐步装进了我的脑海，做到心中有数，为以后审核报表，分析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七十年代中期，我省恢复农民家计调查，在全省抽选十五个县开展公社、大队、社员户三级典型调查，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作。记得第一次到农产家里访问，采取一次性回忆调查的形式了解农产家庭收支情况，不知从何入手，只知道按报表中所列指标提问，没有收集与家庭收支相关联的情况，汇总数据时，出现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性差错。为了尽快掌握调查本领，每年年报时我都争取入户调查，在一次次调查实践中汲取营养，积累和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调查技能。如果说现在开展一项调查得心应手的话，主要得益于当时的坎坎坷坷。深入农户调查时，使我记忆犹新、终生受益的是感受到了农民纯朴的感情。在那个年代，农民生活都不宽裕，但接待我们却十分热情，有用红枣煮鸡蛋招待我们的，有用芝麻豆子茶招待我们的，也有用大碗大碗擂茶招待我们的。有时在农民家里吃饭，主人杀鸡宰鸭，象过大年一样热闹。由于有的调查点交通不方便，我曾经在几家农户家住宿过，主人总是把最好的床、最干净的被褥让出来给我们睡，使我感动不已。这一幕幕至今历历在目，这一件件永远无法忘记。与农民接触多了，我更加了解农民，心更加贴近农民，永远不忘农民，尽力为农民多做贡献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
1984年国家建立农村抽样调查队，组织上安排我负责此项工作，从此，我与农村、农业、农民结缘更深，为基层服务，为农民着想，为老百姓解难成了我一生的追求。十多年来，我每年坚持到20个左右的县调查研究，每年深入到20-30家农户听取意见。为了及时反映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每年由县级农调队收集农村信息上千条，经过省队挑选上百条上报国家统计局和省委省政府，有些信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九十年代中后期，为反映我省扶贫开发成果，研究扶贫发展战略，我深入到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在调查访问中，使我震惊而难过的是在大部分地区农民早已沐浴改革春风、享受改革成果的时候，地处边远山区的农民群众由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环境恶劣、资源贫乏等原因，温饱尚未解决。有的农户仍居住在八十年前老祖宗留下的破旧房屋里，几根朽木支撑着，摇摇欲坠；有的农户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和衣服，全部家产不足百元；有的村男人娶不到媳妇；有的村近亲结婚，人口素质极低。为了如实反映这部分农民生活实际，争取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开发，我带领同事们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提出了多份调研报告，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关注，调查报告有的被国务院办公厅、省委省政府采用，有的为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多次派员实地考察，为我省扶贫开发争取国家支持作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每当看到我们的成果被社会承认，每当看到贫困地区的农民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逐步摆脱贫困，取得一项项成就时，内心无比喜悦，也使我感受到统计为经济服务、为百姓说话，其乐融融，其味浓浓。
农调队建立初期，正是我国农村改革大步迈进的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十分关心农村改革，迫切需要了解农村改革的成效，迫切需要听取基层的反映和要求。农调队正是适应了这种形势，调查网点遍布农村各个角落，直接深入到千家万户，一大批训练有素的调查干部和农村辅助调查员成了农调队的千里眼、轻骑兵。我组织农调队的同志发挥自身优势，在完成基本调查任务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在优质服务上，每年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调查、典型调查十多项，向县、乡、村各级领导、农技干部、文教卫干事、农民群众开展问卷调查，讴歌农村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农民的愿望和期盼，褒扬社会进步，鞭挞社会时弊，搞得红红火火。尤其令人难忘的是，“父母官的苦衷”、“乡村干部忧思录、”“他们为什么富不起来”、“专项用粮指标到哪里去了”、 “水淹区移民的呼唤”、“伪劣种子害农民”……等调查报告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有些问题得以园满解决。不少领导称赞农调队真正成了他们的“千里眼”，不少农民碰到生产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就主动给自己熟悉的农调队员写信或上门反映情况，水淹区的老百姓敲锣打鼓给农调队送来了“百姓命官”的匾额。……，每当看到我们所反映的问题一个个得到解决，当我听到广大农民对我们的劳动给予赞誉，当我感到我们已的的确确成为农民信得过的朋友时，一种工作的自豪感由然而生，我感到人生是那样的充实。
九十年代，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调工作仅仅停留在一般情况的反映上已远远不够了，各级党政领导研究经济问题、掌握经济发展规律时，迫切需要统计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报告。十多年来，由我主持完成的课题研究二十多项，形成了总字数超过百万字的研究报告。内容涉及到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经营机制、区域经济、高效农业、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小城镇、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增长、农民负担、乡村负债、农村劳务经济、扶贫开发以及统计方法制度等诸多方面。有的课题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或三等奖，有的课题获得全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有的课题获得了省领导的高度评价，如2001年张云川省长在我们提交的《新世纪初期湖南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课题报告上是这样批示的：“这个课题的调研，时间虽不长，但分析有深度，针对性强；且从湖南的实际出发，对经济发展全局中面临的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劳动力转移、应对入世的措施等等都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基层的工作建议。不但能为各级领导决策者提供感兴趣的依据，而且能给有关干部，甚至是生产经营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指导。”省委书记杨正午2001年12月到邵阳市现场办公，指名要我随同解剖几个村农民收入情况，当我向杨书记汇报调查的三个不同类型村农民收入增减变化情况后，杨书记十分高兴，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将调查报告全文印发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参阅。为了适应省委省政府抓农业产业化的需要，2002年集中精力开展农业产业化的调查与研究，现已完成十多项调查报告。每当完成一项项重要的任务，每当一篇篇调查报告获得领导和社会的赞誉时，我感到农调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尽管有时很苦很累，但内心总是充满幸福和喜悦。
三十多年统计工作实践，我体会最深的有四点：一是统计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才能适应形势，发挥统计的最佳效能；二是统计是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力工具，运用统计调查方法反映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意见和愿望最具说服力；三是统计要贴近基层，尤其是农村统计更要贴近农民，为农民呼吁，统计工作就会有无穷活力；四是统计离不开政府，政府离不开统计，统计工作要随时调整工作重心，围绕着政府经济工作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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